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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多金事件 寻治网瘾:一场残酷逃离

2020-01-11 19:38:05

永利多金事件 寻治网瘾:一场残酷逃离

永利多金事件,文/特约撰稿 张瑶 

张磊没有打麻药就做完了牙根管治疗手术。这个26岁的“网瘾少年”曾多次被“电击”,有此“感觉到死亡痛感”的经历之后,如今牙根管手术这种痛对他来说,已经不值一提。

三年前,张磊被绑在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下称临沂网戒中心)13号室的一张床上,他双手虎口被扎上带四根电线的针,在一台“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面前,前后接受了四次治疗。时至今日,他也不认可临沂网戒中心对他的诊断,对该中心曾使用电击治疗网络成瘾(下称网瘾)的方法耿耿于怀。

临沂网戒中心隶属于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2016年宣布关闭,电击疗法则在更早之前就被叫停,但外界对该中心是否真正关闭的疑虑并未消止。

临沂网戒中心不过是众多网戒机构其中一家。这些机构的性质包括“学校”“培训机构”“公司”“医疗部门”等,动辄以“第一”“首家”等夸张词汇自诩。在鱼龙混杂的网戒江湖中,屡有暴力、心理创伤乃至死亡的恶性事件发生。

恶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中国针对网瘾至今尚没有诊断标准与治疗规范。教育、医疗与工商部门均可批准成立的网戒机构良莠不齐,治疗方法包括使用“暴力”、服药、心理疏导等。由于缺乏科学的治疗方法,即便是网戒机构从业人士也不讳言当前市场的“混乱”,寄望于早日实现科学治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2018年9月的一次发布会上透露,中国网瘾治疗规范正在制定中。当时的背景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下称《释义》),就网瘾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发布会上,陆林还给出了一个备受外界关注的数据: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6%,中国比例接近10%左右。

“你看这个网,就是我儿子翻上去之后,基地给安装的。”北京家长宋鹏指着一扇大铁门上覆盖的细细钢丝网对笔者说。9月1日开学后,他沉迷网络已经三年左右的儿子宋峰再次拒绝返校入学,他无奈之下只好把孩子送入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下称青少年成长基地)治疗。第二天,宋峰就攀上了这个两米多的大铁门,想逃跑。

网瘾治疗规范正式出台之前,张磊和宋峰们几乎都经历了一场虚拟世界和现实之间的残酷逃离。

鱼龙混杂的网戒中心

张磊是在2015年6月9日被父母送至临沂网戒中心的。在那里,他被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治疗四次,“先将针扎进肌肉组织,然后再通电,第一次是四组线路同时通电,输出数值为70,造成的痛苦普通人无法承受”。

原临沂市卫计委2016年公布数据称,临沂网戒中心时任主任杨永信开创的多环节网瘾综合戒治模式,自2006年起已经救治网瘾青少年6000余名,成功率达90%以上。

封闭住院99天、四次“触电”, 张磊终于说服母亲让他出院。张磊的病历上写道,他沉迷网络12年。“患者于12年前无明显诱因地上网玩网络游戏,后逐渐沉迷其中,不愿学习,不与父母沟通交流,心烦发脾气,因沉迷网络经常换工作。其家人难以管理,今送其入院治疗,以‘习惯与冲动障碍’收入院。”

张磊并不认可这份病历对他的诊断。按照病历所说,他从10岁起就开始沉迷网络,但家境普通贫寒的他当时还没玩过电脑。他回忆,高中毕业后因为工作原因他跟父母总是吵架,内心烦闷时就总去网吧,很多时候宁愿在网吧睡觉也不愿回家面对争吵,愈发激怒了父母,让他们以为自己得了网瘾。

出院一年后,张磊化名“未消逝的青春2015”,在微博上发表了文章《我在临沂网戒中心的真实经历》,引发了互联网上对电击治疗网瘾的一场舆论风波。

和张磊一样,李维对网戒中心印象最深的也是电击。27岁的李维是曾被邀请回网戒中心演讲的被“治愈”孩子。2008年2月4日下午,父母以“姥爷要去世了”为理由,把17岁正在上高三的他送进了网戒中心。当时,他成绩优异,一直在年级前三名,平时喜欢整天对着电脑学习编程、玩游戏,这让父母认为他得了病。出院后,李维始终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要送他去治网瘾,他无法信任任何人,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十年间已经有过数次自杀经历。

临沂网戒中心对外称在2016年已经关闭,但2018年10月22日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原来治疗网瘾的“电击室”传来孩子的惨叫声,疑似仍有电击。10月25日,临沂市卫计委发布通报称,临沂网戒中心早已不再收治网瘾人员,网传视频信息明显不实。

8月末,笔者曾赴临沂实地探访,医院门口和住院部2楼的“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字样已经被抹去,但网戒中心所在楼层仍保留着与其他楼层不同的高度封闭,不时有挂着“值班家长”字样的人经过门铃、钥匙双重验证出入其间。“杨主任上课呢,没时间”,家长们对陌生人身份高度戒备,愤怒地关上了门。

该院宣传科负责人反复向笔者强调,2016年风波过后,网戒中心就已经关闭,网戒中心团队被分散打乱到各科室,杨永信目前是心理康复一科的负责人,一个普通的精神病医生。

杨永信一方有人士认为,网戒中心的治疗方式被妖魔化了,网戒中心曾宣称采用“心理+药物+物理+工娱”相结合的网瘾戒治模式,但留给外界的印象只剩电击。

近年来,也有一些通过暴力手段戒网瘾的机构被曝光。这些机构打的幌子或有不同,但核心模式是一致的。通过宣传可以治疗网瘾,高价从各地招收“不听话”的网瘾少年,并向家长许诺,可以“驯服”孩子的各种恶习。

2017年底,江西戒网瘾学校南昌豫章书院被曝殴打、囚禁、暴力训练学生,对学生实行关小黑屋、罚戒尺等体罚行为。豫章书院负责人被控非法拘禁。

最新一起案例发生在2018年4月。据《北京青年报》,4月16日,13岁的男生王某在山东雅博教育培训学校内与两名教员发生冲突,两名教员在控制王某过程中,致其窒息死亡。企业注册信息显示,该学校2002年成立,官网上称是“济南最好的戒网瘾学校”。

多位从事网瘾治疗的业内人士表示,网戒市场可以用“鱼龙混杂”来形容。网戒机构的资质认证混乱,师资力量良莠不齐,由此“患者”甚至产生新的问题行为。

“孩子救命的地方”

“如果谁说杨永信的治疗模式不好,就请谁给这些问题孩子的家长指条明路,给这些心理问题严重的孩子们找个更好的地方救治。”2018年8月,笔者在临沂当地走访时,被一些家长阻止,后收到一份200多名家长签字的联名信,他们要求记者终止采访并禁止使用既往网戒中心资料及公开报道。

联名信强调临沂网戒中心被媒体妖魔化。“在院孩子正在住院改变,离不开这个地方,出院的孩子需要随时复诊、持续固化、提升,也离不开这个地方,这是所有孩子救命的地方。”信中如此写道。这些家长们坚信是网瘾害了孩子,而过去几年间对电击治疗网瘾的夸张报道严重误导了孩子们对网瘾治疗的认知,进而影响了孩子们的疗效。

笔者曾试图与杨永信及网戒中心相关方对谈,但遭拒绝。

据了解,大多数父母认为自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将孩子送至网戒中心,也由此对网戒中心的治疗效果抱有极大期望与信心。

宋鹏记得,儿子宋峰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初一下半学期开始被手游吸引失控,一开始还能坚持上学,但是一回家就游戏不离手。等到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宋锋已经没有办法上学,只得休学。

宋鹏认为,网络游戏的诱惑在儿子自我迷失的道路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让孩子沉溺在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多次沟通失败后,宋鹏也曾试图理解儿子——他下载了儿子最喜欢玩的手游想着和儿子产生“共鸣”,但是因为玩起来太费劲也就放弃了,跟儿子的关系也变得恶化。

在笔者接触的案例中,几乎所有案例都表明,网瘾少年与父母关系紧张,双方之间争吵、甚至打骂时有发生。

青少年成长基地主任陶然告诉笔者,青少年成长基地的孩子70%都曾因玩网络游戏对父母使用过剧烈的暴力。一起极端案例中,由于被禁止玩游戏,孩子举刀砍伤了母亲的一只耳朵。基地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青少年网瘾等各种心理及行为问题的康复与研究,收治了近万名网瘾少年。

台湾家长林亚敏,带着儿子陈立明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寻治网瘾之路。为了让儿子戒掉网络游戏,她想尽了各种办法。借着旅游的名义,实地考察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网戒中心。经过多方比对,她发现日本的网戒中心价格不菲;韩国虽然由政府提供免费网瘾戒治但语言不通;台湾网戒中心,则招收所有“酒瘾”、“毒瘾”等各类孩子,她担心孩子在里面又染上别的瘾。最终,她把儿子送进了青少年成长基地。

封闭隔离四个月之后,已经逐渐脱离虚拟世界的陈立明回忆,沉迷在虚拟世界的时候,“自己确实很疯狂”,晚上时常烦闷无法入睡。经过反复沟通和陪伴,陈立明和林亚敏如今已经达成一致,他希望能在明年考上大学。

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着林亚敏的经济实力和与孩子沟通的耐心,更多的父母仍然深陷在与孩子的紧张关系中。

在前述南昌豫章书院暴力体罚学生的恶性事件中,初中生王伟曾发表公众演讲,介绍自己在豫章书院三个多月期间被体罚、吞洗衣液自杀、暴瘦50斤的经历。出院后,他无法再信任将自己亲手送进去的母亲,并患上了抑郁症。

大量孩子被不理解他们的父母当成“患者”送诊,同时,父母们没有意识到,“治疗”过程也可能存在风险。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以自己12余年的临床治疗经验估算,被认为有网瘾症状的人,实际上真正构成纯粹网瘾的人不到30%。

什么是网瘾、对网瘾的认知,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网瘾是疾病吗?

网瘾真的存在吗?如果在十年前问这个问题,可能医学界大多数专家都会迟疑。陶然记得,2003年他首次遇到宣称孩子对网络上了瘾的家长求诊,当时他检索学术论文,只搜到两篇蜻蜓点水式的研究。

接下来五年间,陶然的团队对全国不同省市的1200个疑似网瘾患者开展研究,对每个人进行400多项数据导入,试图从中找到规律和共性。他得出结论,网瘾确实是一种精神疾病,并总结出了一个网瘾诊断标准。这个标准中最核心的是前两项,即心理依赖和戒断反应。前者指对网络游戏的渴求(想着前一次的游戏活动或期待着玩下一次;游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后者则指当不让玩网络游戏时表现出戒断症状(表现为易怒、焦虑或悲伤,但是没有药物戒断的体征)。

事实上,早在1995年,为了拿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下称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复杂性和僵化性开涮,美国精神病医生伊万·古登伯格就讽刺地提出了网络成瘾(IAD)这个概念。这之后,网瘾受到全球关注,围绕其是否存在、诊断标准是什么、应当如何治疗这三大争议,全球精神病学界、社会学界和公共健康系统都展开了研究,但相关进展比较缓慢。

一直到2013年,APA才将网络游戏成瘾列为一种有待继续研究的疾病,并将陶然的标准纳入其中。同年,陶然记得,自己再在学术期刊上搜索,在全球范围内搜到了50多万个网瘾相关结果,“铺天盖地的研究来了”。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始研究网瘾这个话题的时候,连网络成瘾的上一级分类——行为成瘾,甚至都不是一个WHO认可的官方概念。

何日辉介绍,网瘾(主要指网络游戏)与药物和毒品等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没有服用来自外界的物质。毒品、药物滥用等物质的上瘾机制是清晰而明确的,但人到底能不能对一种行为上瘾,行为成瘾能否作为一种疾病?这也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概念。

2018年6月18日,经过多方争议,WHO在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加入了行为成瘾的章节,并将网络游戏成瘾列为其子分类。这一草稿将在2019年表决通过后正式实施。《国际疾病分类》是报告疾病和卫生状况的国际标准,该草案因此在产业、学界和精神病医学界引发轰动。

不过,美国娱乐软件协会等许多来自产业界的协会发表联合发声反对,希望WHO收回草案。

阻力不仅来自产业界。包括牛津大学、悉尼大学等在内的24名全球知名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公开联名信,反对WHO将游戏障碍入病。

联名信中写道,即便只是一个提议,游戏障碍这一概念也会造成医学、科学、公众健康、社会学和人权意义上的负面影响,例如对呈现伪成瘾症状的青少年进行不成熟的诊断和治疗。此外,他们还担心不断宣扬游戏的危害会恶化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加重家庭对孩子的暴力,甚至会成为孩子被控制和限制的借口。联名信的最后,24位学者特意附上了“作者们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宣言。

针对WHO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范畴,陆林指出,WHO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此举使网络成瘾问题受到社会更多关注,甚至在治疗时能得到保险支持。他表示,网络成瘾不应被简单定义为一种疾病,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往往伴随着其他问题,涉及家庭、学校和孩子自身,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2018年9月公布的《释义》,对网瘾的定义有了明确界定,“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的损伤”。

许多医学界人士认为,一旦网瘾的治疗规范出台,很多没有资质的网戒中心将淡出江湖,网戒市场有望结束多年来的混乱状态。

治疗:回归真实世界 

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针对网瘾现象发声。

唐山市人民医院院长胡万宁称, “游戏本身能够获益的东西有多少?很少。无非是让大量的年轻人、孩子们把最好的时光消磨掉,把意志消磨掉,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内回不到现实。”

全国、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则建议,由政府制定网络游戏分级标准,并对运营过程提出明确要求,防止沉迷游戏现象进一步扩大。

据央广网报道,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自2001年至2017年,共颁布了47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专业人士认为,“正如很多快速发展的事物一样,我们对互联网和手机使用的监管,无论从规则上、技术上或是内心建设方面都远未能够与其发展速度相匹配适应。”

各国经验表明,来自公共政策系统的措施远多于公共健康系统,目前主要方法有监管网络游戏在未成年人中的曝光时间、年龄和时间限制等。

以韩国为例,这个电竞产业发达和网络沉迷现象严重同时存在的国家曾出台一系列政策,试图在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和青少年保护层面形成平衡。例如,实施《游戏促进法案》要求所有的网络游戏都经过分级,避免青少年接触到不适宜的内容;政府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瘾预防治疗中心,境内最严重的网络成瘾症患者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由政府拨款支持;施行“关机法案”,禁止网络游戏供应商在凌晨12点到早上6点间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等。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治疗网瘾的成功经验,但不要照搬,而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良”。正如陆林所强调的,网瘾是比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和认识,才能形成诊疗规范。

在何日辉看来,网瘾正式治疗规范出台之前,微观层面来自家庭的引导至关重要。

在何日辉治疗过的众多案例中,有一个案例让其印象深刻。

2014年,在美国读大学预科的小武因为整日在宿舍日夜颠倒地玩网络游戏,甚至产生自杀倾向而被父母带回国求诊。经过反复的沟通和治疗,何日辉发现,小武身上还存在抑郁症、恋物癖、社交恐惧、学习障碍等多种心理和精神疾病。

深度催眠之下,小武袒露了初中物理课时他经历的一次小创伤,这才是他各种疾病的根源。那次经历让他受到全班同学的哄笑,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扰。他曾多次试图重建自信并与父母沟通此事,但都被不以为意地忽略。像蝴蝶效应一样,这次创伤产生的焦虑逐渐吞噬了他。经过对心理创伤的修复和抑郁症的治疗,小武最终重返大学校园并顺利毕业,父母所担忧的网瘾也不治而愈。

陆林也表示,网瘾的出现往往与其他精神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等有关。一般来说,在这些精神疾病得到改善后,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问题也将得到显著改善。

陶然曾对前往青少年成长基地求诊的上万名孩子和家庭进行统计,他注意到,来自公务员家庭的网瘾孩子最多,占到40%左右;教师、会计等家庭的孩子占到30%左右;然后才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他的解读是,公务员家庭的父母在外非常忙碌,孩子普遍缺少父爱;教师家庭则普遍具有完美主义倾向,对孩子提出过高要求。

陶然认为,家庭关系的伤害和错误引导是造成青少年自我迷失、走向虚拟世界的根源。除了对收诊的青少年进行心理干预外,他们要求父母也时常来基地听课,学习与孩子沟通的正确方式。

不论如何,对于已经因网瘾和网瘾治疗受伤的家庭,父母和孩子都需要经历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审视,否则,仍将有更多年轻人向虚拟世界逃离,或者在被过度治疗的深渊中挣扎。

也有人逐渐回归了现实世界。宋鹏现在每星期都争取去基地上课,学习如何跟儿子沟通。国庆节放假前,原本只想逃跑的宋峰,似乎已经逐渐融进了集体生活,主动报名参加了基地组织的篮球赛。

宋鹏偷偷去看了那场比赛,“他看起来挺开心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家长和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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